甘孜日報 2021年10月15日
◎謝真元
說唱藝術”折嘎”與藏戲
“折嘎”是在涉藏地區廣泛流行的民間說唱藝術，用于祝福吉祥、恭賀新禧。“折嘎”藝人以流浪賣藝乞討為生，演唱時,藝人披白山羊皮面具，手拿一根名叫“桑白頓珠”的木棍。這根木棍既可用以打狗防身，又是說唱表演的道具。其表演形式有韻有白，有說有唱，可表演可舞蹈。這是一種隨意性很強的即興表演，藝人們往往在廟會、慶典場合、節日、婚嫁喜慶之時說唱獻藝，討些賞錢和食物。
這種藝術形式也被藏戲所吸收。直到今天，在藏戲表演中，還保留著“折嘎”說唱表演的痕跡。開初，“折嘎”表演穿插在藏戲中，僅僅是為了渲染氣氛，與劇情關聯不大。比如，《朗薩姑娘》《卓娃桑姆》戲中，在婚禮場面所加進的“折嘎”表演。后來，逐漸與藏戲有機融合，成為藏戲的必要情節。劉志群在《藏戲與藏俗》一書中舉了這樣一個例子，“1980年在北京演出的《朗薩姑娘》劇中，第四場的二道幕前上了一個折嘎藝人，他念詞道：‘尊白度母之命，再次探望朗薩，勸其逃離虎口，設法將其點化。’然后自語：‘讓我化成一個耍猴的乞丐吧！’折嘎將手中的白山羊皮面具一扔，只見一股白煙，便化作一只金絲猴。折嘎本人原地一轉，脫下衣袖，栓在腰間，隨手取出一頂帽子戴上，便成了一個耍猴乞丐，對金絲猴叮囑了一番后，牽著下場，為第四場正戲作了準備。”劉志群認為，“這是另外一種折嘎藝術在藏戲中穿插表演的形式，有機地揉進了劇情之中。”可見，這出戲中的折嘎，實際上已經是劇中一個角色。他是點化朗薩遁入空門的神佛的化身，不能算是穿插表演。同時，這種表演形式只可能出現在藏戲的成熟時期，在藏戲的幼芽剛剛破土而出的時候，不可能有這樣高度的融合。不過，這個例子也可證明藏戲的確吸收了說唱藝術折嘎的內容和表演形式。
“喇嘛瑪尼”與藏戲
此外，還有一種宗教色彩較濃的說唱藝術，稱“喇嘛瑪尼”。表演形式是一個僧尼，掛起繪有神佛本生故事和歷史人物傳記故事的連環圖像的卷軸畫（在涉藏地區稱為“喇嘛瑪尼唐卡”），講唱者手持小鐵棍，指點著唐卡上的一幅幅畫面。在開頭、結尾和語句中，不時插入反復誦唱的“六字真言”。喇嘛瑪尼的唱本多是宗教故事，也有部分為民間傳說。這種說唱藝術形式也被藏戲所吸收，比如，藏戲演出時有劇情講解人。他講到哪里，演員就演到哪里。演員扮演的角色，要等講解人以一種固定的念誦調式介紹之后才能上場表演。可見，它對藏戲的影響是非常大的。
追根溯源，說唱“喇嘛瑪尼”是受唐代的“俗講”和“變文”影響而形成。我們認為它實質上就是“俗講”和“變文”在西藏的地方形式。唐代“俗講”和“變文”對西藏“喇嘛瑪尼”的影響，是由于漢地佛教在吐蕃的傳播。據藏文史籍《巴協》記載，亦松德贊曾派人到唐朝去請佛法，受到唐朝皇帝的款待，最后請到佛法，帶著唐朝贈送的大量佛經和給贊普君臣的禮品回到吐蕃。據漢文史籍《冊府元龜》中記載，建中二年（公元781年），“吐蕃遣使求沙門之善講者，至是遣僧良琇、文素，一人行，二歲一更之”。這說明當時有一部分漢族僧人，曾輪流去過吐蕃。8世紀后期，唐朝與吐蕃發生過戰爭，一批漢僧曾被俘虜到吐蕃。《太平寰宇記》卷一八五上記載，建中四年（公元783年），“夏四月，沒蕃將士僧尼等至自沙州，凡八百人”；《新唐書·吐蕃傳》中記載，僧人懷素被吐蕃軍隊所俘后被人搭救的故事，可以印證《太平寰宇記》之記載。另外，在敦煌漢文寫卷中，有多處記載吐蕃贊普召請敦煌地區的漢僧，到吐蕃去傳布佛教的事情。因此，他們極有可能以“俗講”與“變文”的形式說唱宏法，以至后來演變成了藏族民間說唱藝術“喇嘛瑪尼”。
20世紀初，敦煌藏經洞近5萬卷藏書被發現。敦煌遺書中有大量文學作品，講經文與變文便是其中重要的兩類作品。“佛教傳入中土，僧徒為弘道揚教，除譯經建寺、齋會講經外，更利用音樂、繪畫、雕塑、建筑、文學等手段，廣泛布道化俗。佛家講經，因聽講者不同，有僧講與俗講之別。俗講乃僧徒依經文為俗眾講佛家教義、‘悅俗邀布施’的一種宗教性說唱活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