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薩爾史詩在數十個國家為學者們津津樂道。傳播格薩爾史詩來，自然要立足本土，本土起源應該是格薩爾史詩文化研究的基地。傳承格薩爾文化，想象力一直顯得尤為重要，也是格薩爾史詩學術界和民眾關注的重點。在17世紀，耶穌會士柯切爾發表《埃及之謎》和《中國禮俗記》兩書，從中文與埃及象形文字相似之處出發，論證中國人與埃及人之相像，其中也是想象力發揮了顯赫作用。
作為人類童年時期產生的格薩爾史詩，顯然對傳統文化有著巨大的貢獻，正如哈里斯主編的《埃及的遺產》一書中所論述的埃及文化傳統對歐洲和西亞的貢獻一樣，在以文化為靈魂的旅游發展中這種貢獻是顯而易見的，甚至也是旅游發展中不可或缺的內涵。
我們也可以從旅游學的發展中找到發展依據。上個世紀60年代以前，旅游學的研究著重在以經濟為內容的領域內，如意大利的波迪奧、瑪麗奧狄，奧地利的斯特拉德涅爾，德國的博爾曼，英國的奧格威爾和諾爾瓦勒，以及美國的維耐斯等人，均有旅游專著面世。到了60年代以后，國際旅游業在全世界范圍內展示出越來越廣闊的前景，這一階段，旅游學的研究表現出兩個特點：一是實踐性更強，二是多學科的傾向也更強。這一階段的成果標志是德國學者拉普特在1954年出版的《旅游消費》，意大利學者特洛伊西1955年出版的《旅游及旅游收入的經濟理論》，這兩部著作的出版，使這一時期的經濟研究達到了新的高度。到了20世紀70年代，美國加利福尼亞大學倫德伯格的《旅游業》和密執安大學羅伯特·麥金托什的《旅游學--要素·實踐·基本原理》，對旅游業作了比較全方位的論述，這一成果對于今天的旅游業依然具有豐富的積極作用。
尤其值得關注的是1979年出版的日本前田勇教授的著作《觀光概論》，側重對現代旅游的要素和特點、旅游資源的開發、旅游業的構成、旅游組織和旅游政策等方面作了較為全面的論述，具備了現代旅游學的基本內容體系。
到了90年代，隨著人們對生存環境認識的深入，旅游學的研究重點逐步轉向了非經濟領域，生態平衡、旅游資源的保護、旅游業的可持續發展等問題逐步上升為新的研究熱點。當然，旅游業中納入文化元素，應該也是這一時期引起重視的，人們逐步清醒地認識到文化在旅游業中的強勁作用。這一轉變，為格薩爾旅游文化學的構建和發展提供了肥沃的土壤，也豐富了該學科的內容。
在旅游活動的旅游者、旅游資源和旅游業等要素中，格薩爾史詩文化能夠令旅游者產生強烈的精神需求共鳴，能夠從好奇到感興趣到熱愛，旅游者會在目睹格薩爾史詩遺址遺跡的過程中，在情感深處激發好奇、敬仰之情；在聆聽格薩爾史詩說唱的過程中，由衷地融入、內心受到震撼，且為之感動；學者會因格薩爾史詩的客觀存在（非物質內涵）而構筑諸多學科，生發諸多成果。格薩爾史詩文化作為旅游發展的重要內容，已經不是簡單的“資源”可以涵蓋的，而是該文化富集區旅游發展中不可或缺的關鍵環節和必要內涵。
結合旅游發展的內在規律，格薩爾旅游文化學在于建構相應的文化體系，構筑文化理論框架，這是格薩爾旅游文化學的根本任務和目的。
誠然，格薩爾旅游文化學的研究任務，就是在闡明旅游活動及其基本規律的同時，在充分認識旅游活動的性質及其原因、形態結構等內容的同時，對格薩爾史詩文化在旅游活動中所產生效能和魅力，并作出科學的評估。
具體的研究任務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一是闡釋格薩爾史詩文化在旅游活動中所形成的本質和社會屬性，進而揭示該文化現象融入旅游活動后的活動形態和社會經濟發展之間的依存關系；二是闡釋格薩爾史詩文化融入旅游活動的基本要素以及各要素之間的關系，進而彰顯格薩爾史詩文化的要素功能；三是闡釋格薩爾史詩文化在旅游市場中的供求關系，進而探索游客對這一文化的心靈需求特征；四是闡釋格薩爾史詩文化在旅游互動諸要素融匯之后所產生的社會效果和經濟效應，進而揭示這一文化要素的社會意義；五是闡釋格薩爾史詩文化融入旅游活動諸要素后的發展前景和未來趨勢預測。
總而言之，格薩爾史詩文化要在旅游活動諸要素中完美地融合，并發揮文化的“軟實力”效應，這就是構建格薩爾旅游文化的重要意義所在。
